（轉貼）日本民族的中華觀—「尊王攘夷」

　　李冬君，南開大學日本歷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，中國政治文化史，中日近代文化比較。著作有《落花一瞬——日本人的生活底色》等，譯著《國權與民權的變奏——日本明治精神結構》（作者，松本三之介）等。

日本文化裡有「兩個日本」

問：中日兩國，同文同種，環顧東瀛，漢化之深者，無逾日本，為什麼侵略中國的反而是日本？

答：日本文化裡面，有兩個日本，一個是「唐化」的日本，另一個是「歐化」的日本。這兩個日本，在文化裡面老打架，而土生土長的日本，在文化方面雖然覺醒，但還沒有獲得主體性。

　　日本有過兩次文明開化，一次是「大化改新」，謂之「唐化」；一次是「明治維新」，謂之「歐化」。「唐化」，為中國唐朝文化所化：「歐化」，為西方文化所化。

　　唐朝是中國國力強盛時期，文化裡有尚武的精神，「唐化」的日本，自然也就得了這樣的文化基因。但日本「唐化」吸收的是盛唐氣象的表象，因為中華文明缺乏侵略擴張的基因。近代歐洲，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，文化則極具擴張性。

　　這兩種文化，特別是後者的擴張性，在日本文化裡膨脹起來，使「小日本」承載了過分沉重的「大和魂」。

「唐化」的日本

問：請簡要介紹一下日本「唐化」的過程。

答：日本第一次文明開化是「唐化」，由聖德太子的《十七條憲法》開了先河，憲法第一條就是「以和為貴」，顯然受了儒家思想影響；第二條是「敬崇佛教」。這兩條都是倡導中國文化。第三條才是「服從天皇」，可見當時天皇的權威還不行，需要借助中國文化的影響。

　　派遣唐使也是由聖德太子開始。不過，那時唐朝還沒有建立，應該叫做「遣隋使」才對，但日本人認同唐朝，所以統稱為遣唐使。他四次遣使訪隋，帶來了「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」的問候。後來，又派留學生、留學僧赴隋，國書中有「東天皇敬白西皇帝」之語，在日本歷史上首次出現「天皇」稱號。

　　可以說，日本「大化改新」是由遣唐使來推動的。太子死了以後，「和為貴」行不通，皇室發動了一次政變，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策劃，滅了飛揚跋扈的外戚權貴蘇我氏。剛好遣唐使陸續回國，他們就用遣唐使，推行中央集權的「大化改新」，從制度上進行「唐化」，官制、兵制、田制、戶籍制、賦役制都「唐化」——中央集權了。一旦天皇集權了，國力有所增強，日本就要對外擴張，出兵朝鮮半島，干預朝鮮三國紛爭的局面，結果與唐朝發生衝突。唐朝支持新羅，日本扶植百濟。百濟聯合高句麗進攻新羅，新羅向唐朝求援。於是，唐朝出兵滅了百濟，學生跟老師也打了一仗，結果一戰而潰，退回國內，遣唐使因此一度中斷。

　　後來中大兄皇子繼位，為天智天皇。他死後，弟弟與他兒子之間又發生戰爭，兒子兵敗而死，弟弟爭得了皇位。不久，恢復了遣唐使。日本「唐化」，經歷了約一個世紀。

「唐化」的轉折

問：日本「唐化」的動因是什麼？

答：日本敗出朝鮮半島，輸得心服口服，雖然暫停了遣唐使，可不久便已恢復。唐朝的戰略重心在西域，那裡有絲綢之路，財源滾滾。而日本是個窮國，戰敗時連貨幣都沒有，唐朝沒有給它施壓。

　　後來，諸侯獻銅，朝廷改元，年號「和銅」，並仿唐幣造「和同開王爾」錢，前後造了12種錢，為「本朝十二錢」。恰好唐商滾滾而來，錢的出現，可謂適逢其時。本來，唐朝的商道在西域，唐朝強盛時，西域一片繁榮，可「安史之亂」一起，唐朝自顧不暇，勢力退出西域，絲綢之路便荒蕪了，這反而給了日本一個商業機會。

　　陸上絲綢之路停了，但貿易不能停，於是，海上絲綢之路興起。陸上絲綢之路，日本很難分一杯羹。可海上絲綢之路，日本為終端，原來陸路屬於朝鮮的位置，在海路被日本取代了。

問：唐朝衰落對日本除了經濟上的好處，還有其他影響嗎？

答：主要是大唐的衰落，給了日本反思中國文化的機會，那個如日中天的唐朝衰落了，還要盲目追隨嗎？這有點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，主張「歐化」的東方人對西方文化的失望。

問：反思過後，日本文化開始轉折了嗎？

答：這種轉折是一點一滴、潛移默化的。奈良朝，對唐朝文化無限推崇，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，挑剔是從日常的裝飾意識開始的。例如，奈良時代的「花食鳥」，花和鳥都是理想化的，被賦予了道德觀念，這是唐風。可平安時代的花食鳥，則變成了自然主義的完全寫實的花和鳥，其裝飾紋樣，表現了近於自然原型的紋章風。

　　後來，才慢慢地從觀念上根本轉變，出現了「神道為根本，儒教為枝葉，佛教為花實」的觀念，從花鳥意識到神道觀念，花了很長的時間。自以為找到了文化的根，其實是個誤會，因為在《古事記》裡，神話是日本的，而神道則是「唐化」的，如果還要追究，我們就會發現，連神話也是混合的。

　　從歷史上看，神道的核心天皇，多半像漢獻帝那樣，被曹操那樣的權臣挾持著，沒有多少尊嚴，被殺死的不少，被廢掉的不少，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，所謂忠君不過是謊言。

問：「唐化」給日本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？

答：日本最早的古文獻《古事記》和《日本書紀》就是「唐化」的產物。

　　在這兩本書中，日本民族的神話，形成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統一的理念，而且歷史意識也開始覺醒。近代以來，日本學者大凡倡導國粹，弘揚民族精神，都要回到這兩本書，以之為文化根、民族魂。

　　這方面，可以舉一個現代學者的例子。二戰期間，日本哲學界出了一個人物，名叫高山巖男，他1905年生於日本山形縣，這一年，正值日俄戰爭，他把這場戰爭，當做世界史的轉折點，日本命運的新起點，而他應運而生。

　　他從《古事記》和《日本書紀》中，尋找土生土長的日本精神，結果找到了國家神話。他認為，日本的神話故事，多講建國的由來、皇室的起源、國家的發展等，自然神話和文化神話，都從屬於國家神話。而以國家神話為根柢的日本文化，經過「唐化」和「歐化」後，已經成為「世界的世界」文化，在他看來，中國文化早已過時，西方文化也正在衰落，惟有國家神話推動日本崛起。

　　結果呢？戰爭的結局自不必說了，國家神話也成了畫餅充飢。

問：據說，日本文化對於儒家思想並未全盤接受，甚至對於孔子也有保留。

答：是這樣的。中國文化從「神化」到「聖化」是以革命來完成的，其歷史性的標誌就是「湯武革命」，聖德太子接受儒教時卻沒有接受革命觀，因此，在日本文化中，「神化」與「聖化」不是前後相替，而是雙軌並行，神道與儒教互補。對於孔子周遊列國，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。到了明治時代，一些思想家，如吉田松陰、福澤諭吉等，將保留捅破了，指出孔子不忠，從此打開儒教的缺口，推動「歐化」。

日本的「尊王攘夷」

問：回顧歷史，不能不提到蒙元對日本的入侵，對此次入侵你怎麼看？

答：對於此次入侵而招致的失敗，我同意徐繼畬在《瀛寰志略》裡說的：「倭人自是遂有輕中國之心。」可倭人為什麼會「輕中國」呢？原因還不是由於他們僥倖打敗了元軍，而是因為看不起蒙古人。

　　元與南宋交戰，欲借道日本，多次遣使來，都被拒絕；南宋滅亡時，元又遣使來，日本竟殺之。因此，元軍入侵，並非高麗人唆使，而是由來已久，履霜堅冰至。

問：日本為什麼看不起蒙古人？

答：理由還是華夷之辨。日本以蒙古為夷，元為夷朝而據有中國，是可忍而孰不可忍。

　　日本心目中的中國是唐朝，唐朝亡於內亂，日本還能接受，可宋朝亡於夷，它就不能接受了。日本也有內亂，但日本從來沒有亡於夷。宋朝可以亡，而中國不能亡，這樣，它就以中國自居了。

問：日本與宋朝友好，卻從未建立朝貢關係，是不是就是因為對宋朝有些看不起？

答：春秋大義，尊王攘夷。而宋朝不僅未能尊王，王反而被夷人擄走；不僅未能攘夷，反而亡於夷，先亡燕雲十六州於遼，再亡中原於金，最後亡全國於元，它當然看不起。日與宋友好，好在利上，不在義上。南宋不圖中原，卻開發海域，推動海上貿易，日本一衣帶水，自然跟著獲利。

問：有人認為，元的入侵，其後果之一就是導致了倭寇，是這樣嗎？

答：徐繼畬也是這樣認為的，其實是誤會，南宋時便有倭寇，而有明一代的倭患，則另有其因，並非出於「輕中國之心」。當時，日本處於南北朝時期，北朝與明建立了朝貢關係，搞勘合貿易。南朝沒有這項利權，就鼓動浪人武裝走私，破壞北朝的勘合貿易，因其混入海盜中，沒有實據。

　　而所謂倭寇，主要還是那些習慣了海上自由貿易的商人。由於海禁，自由貿易變成了走私，其中有日本商人，而更多的是中國商人，他們有家難回，就做了海盜，雇浪人來做保鏢，就成了倭寇。

　　浪人的由來，緣於日本的長子繼承製，財產被長子繼承了，其他兄弟沒有財產，要自己去謀生，他們浪跡天涯，尋求活路，就變成了浪人。中國是財產分家制，兄弟每人一份，所以沒有浪人。

問：到了明朝，日本似乎又恢復了對中國的文化認同。

答：是的。日本人對於明朝還是佩服的，因為明朝能「尊王攘夷」，將蒙古人趕到大漠了。

　　我們試舉一例。明成化年間，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，自稱日本國王，兩次遣使入貢，貢物有刀、槍、馬匹等，還致書中國皇帝，先歌功頌德，然後提出請求，求什麼呢？一是錢，二是書，「今差使者入朝，所求在此耳」。錢連數目都有，「願得壹拾萬貫」；書也開了書單。

宮崎滔天有代表性

問：日本後來也不與滿清往來，為什麼？

答：這一點，徐繼畬也談到了，他說，200年間，日本與滿清沒有往來，可原因是什麼，他沒有說清楚。其實，日本對待滿清的態度，就像對待蒙元一樣，不把滿清當中國，反而要以中國自居了。

　　因此，他們收留中國抗清志士，支持鄭成功抗清，直至近代，還支持孫中山革命。

問：據說，日本人很佩服孫中山，有不少浪人追隨孫中山革命。

答：就因為孫中山要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」，這在日本人眼裡，就是「尊王攘夷」了。

　　孫的追隨者中，有個著名人物，名叫宮崎滔天，他將自己追隨孫中山的經歷寫了一本書，名為《三十三年落花夢》，此書至今讀來，仍令人感動。他的個性很像中江兆民在《三醉人經綸問答》中的「豪傑君」，具有武士的「反骨」和儒者革命精神。可以說，他在孫中山身上，找到了對中國的文化認同。

　　在他看來，孫中山的革命綱領，符合明治時代的精神，先「尊王攘夷」，然後「建立民國」。可中國沒有王，根據儒家革命論，惟革命者為王，追隨革命者，就是「尊王」，而排滿就是「攘夷」。

「歐化」救了日本

問：你怎麼看近代日本侵略性的一面？

答：日本歷史好像有個慣性，一旦集權，就要征韓（入侵朝鮮半島。——編者注）。「大化改新」時曾征韓，結果與唐朝一戰；豐臣秀吉剛結束戰國時代便來征韓，結果與明朝一戰，這兩次征韓，都以失敗告終。

　　德川幕府也想征韓，可想一想前車之鑒，便隱忍不發。啟蒙思想家，如吉田松陰等，都曾議過征韓，提出「失之於歐、美者，要從韓、滿補回來」，明治當局定國策，首當其衝，便議征韓。

　　西鄉隆盛力主征韓，而巖倉具視、大久保利通反對，他們主張「內治優先」，並勸說天皇傳旨，迫使西鄉等人辭職，史稱「明治六年政變」。而其時中國，國勢中興，曾（國藩）、左（宗棠）還在，湘、淮之軍能戰，左宗棠率老湘軍西征，連俄國也退避三舍。左與西鄉，皆一時之名將，能於此時一戰，肯定壯觀。

　　可惜，我們在歷史上看不到這一筆。此時，日本國力不足，一戰，必然重蹈覆轍。而且此戰一開，歷史的主動權便握在了士族的手裡。如一戰而敗，日本又要回到歷史的老路去循環。

　　恰於此時，日本使團歐游歸來，促使國策從征韓轉入內治，「歐化」從此開始。

　　不久，西南戰爭爆發，明治當局還從清政府那裡得到了10萬發子彈，此乃天祐日本！

　　甲午戰爭後，李鴻章在簽訂《馬關條約》時，對伊籐博文說：中日兩國，同文同種，利害攸關，應互相提攜，共同進步，以防止白人東侵。這番話，說給談判對手聽，真是自作多情！

　　他不知此時的日本，早已「脫亞入歐」，以緊跟列強、入侵中國為目標。

　　明治政府並未放棄征韓，而是跟著列強來瓜分。因此，征韓成了「歐化」的一部分。

問：日本人是不是還有自己一套天下觀？

答：是的。日本人的天下觀是：征韓、取滿洲、入主中原，然後稱霸世界。開始的時候，還是一種戰略觀念，後來便有以神道為中心的文化哲學和歷史觀參與進來，使其在理論上更為豐滿。

問：日本人這一套天下觀念，何時開始形成？

答：征韓的念頭由來已久，「唐化」以前就有，可日本「唐化」的天下觀，還是以中國為中心。蒙元據中國，日本不承認；明朝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」，日本又回到中國天下觀；清兵入關，佔有中國，日本又不承認，遂以中國自居；到了明治時代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觀。

問：天下觀與「歐化」豈不互相衝突？

答：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了，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像橢圓，可以有兩個中心，明治時代的日本，用「歐化」對待西方，用天下觀處理東方，並行不悖，各得其所。

　　可是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還是會發生衝突。這一點，在甲午戰爭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一事中表現得極為明顯。日本人不懂得中世紀的天下觀必然要與近代化的國際觀念相衝突，而李鴻章卻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。本來，日本人以為他們「歐化」了，列強應該支持他們，可沒想到列強反過來限制日本，日本只好將中國東北三省換了3000萬賠款。

　　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滿洲，就這樣失手了，日本人痛心疾首，開始對「歐化」反思。

　　反思的結果，使明治時代的一批「歐化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，從思想上發生了急劇轉化。

　　以宮崎滔天的老師德富蘇峰為例，戰前，他是一個「以平等為堡壘，以自由為槍炮」的「文明紳士」，以為「理之所向，天下無敵」，可還遼一事，使他受到「創深痛巨的感化」，痛感「公理」虛弱。因此他決心「皈依於實力之福音」，從此以「帝國主義急先鋒自命」。

走出天下觀？

問：日本人說，近代以來，有兩場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，是哪兩場戰爭？

答：一場是日清戰爭，這是日本人的說法，我們稱之為甲午戰爭；另一場是日俄戰爭。

　　日本人認為，經過日清戰爭，「唐化」便告終結了。因此，他們不僅不稱滿清為中國，甚至也不稱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」的中華民國為中國，而是根據梵文和英語，改稱中國為「支那」。起初，算是國際慣例，中國人還能接受，後來受了神道天下觀的影響，就轉化為蔑視了，因此，「支那」和「China」有區別。

　　日本在「二戰」戰敗以後，還稱中國為「支那」，引起中國人民反感，中國政府曾要求它改稱「中華」。日本人說，稱你們為「華」，那我們不就是「夷」了？這裡面既可見他們的思想上還有「華夷之辨」的陰影，也從另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其民族心結。

問：日俄戰爭對日本文化有什麼影響？其影響是不是導致日本發動「二戰」？

答：日本人認為，日俄戰爭的勝利，帶來了日本文化的主體性的覺醒。「三國干涉」還遼以後，日本人開始對「歐化」進行反思，那還只是從合理性和正義性方面進行反思，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識尚未覺醒。可是，日俄戰爭的勝利，激發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識，他們認為，「唐化」不行，「歐化」也不行，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軍國主義大旗下，日本文化「神道化」了，形成了一種「神道天下觀」的文化。

　　這樣的文化主體性，使「短小性」的日本文化迅速膨脹為八厷一宇的「世界的世界」文化，以高山巖男等人為代表的「文化類型學」，將粗俗的「神道天下觀」，提升為一種精緻的文化哲學。

問：精緻的文化哲學能掩蓋粗俗的軍國主義的本質，但它卻極其危險，毀人亦自毀。

答：是這樣的。當日本沿著「神道天下觀」的道路逐步邁進時，中國也早已開始了國際化和民主化的歷程，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天下了，像蒙元和滿清那樣，到中國來打天下、坐天下的時代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

　　國際化的現代中國能在抗日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。國際化的當代日本，只要能從王權主義的天下觀裡徹底走出來，就能在中日友好中，共同維持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。

問：日本戰後民主改革，從天下觀裡走出來了嗎？

答：客觀而言，部分走出來了，因為天皇聲稱：他是人，而不是神。但日本文化還留著神道的尾巴，參拜靖國神社就是一例。神道根柢，在於《古事記》的神話，那是一種神性的文化，而非人性的文化，是一種反人文主義的文化。神話中的神，沒有經過道德的洗禮，是超是非、超善惡、超人性的。二戰中，日軍嗜殺成性，以殺為美，就是這種神性文化帶來的惡果。近些年來，日本政要拿宗教與文化上的理由來為參拜靖國神社、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護，其依據的東西本身就是荒唐的。

　　神性文化帶來神權國家，而神權國家就要擁有天下。日本文化要從「神道天下觀」中走出來，就要用人性文化取代神性文化，用民權國家取代神權國家，建立一種真正的市民化的「小日本」文化。